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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術的迭代升級，驅動了作戰樣式的深刻變革，而這種變革又帶來全新挑戰。當前，隨著信息化智能化技術的加速發展，戰爭形態呈現出跨域融合、體系對抗與智能主導等顯著變化，由此催生了混域性、智能性、全員性等新挑戰。

　　混域性挑戰。在未來戰爭中，傳統作戰域的物理邊界被突破，信息域、社會域等作戰域深度嵌套，形成全域聯動的新型對抗戰場。這種多維戰場環境給當前作戰體系帶來了兩個方面的挑戰。其一，體系兼容難度較大。在混域作戰環境下，作戰行動“橫跨”多個物理與虛擬空間，而傳統作戰體系的構建往往基於特定作戰域，其技術標准、信息接口等難以實現無縫兼容。其二，指揮控制復雜程度較高。在信息化智能化戰爭中，作戰行動在多個維度同時或交替展開，各類需求呈現出非線性、爆發式、全域分布的特征，傳統的、層級分明的樹狀指揮結構，難以應對這種全域聯動的復雜局面。

　　智能性挑戰。人工智能等技術深度融入戰爭決策與行動鏈條，對傳統的決策模式和行動邏輯帶來了新挑戰。一方面，人機協同的邊界與主導權面臨界定難題。智能系統在信息處理、輔助決策甚至自主行動方面展現出超強能力，但過度依賴算法可能導致“決策黑箱”﹔過度限制機器智能，則可能喪失智能算法的速度與效率優勢。因此，如何構建人機共生、人主智輔的決策模式，成為打好信息化智能化戰爭繞不開的“考題”。另一方面，算法對抗的復雜性與脆弱性日益凸顯。戰爭智能化程度越高，對核心算法的依賴性就越強。對手可能通過數據污染、模型欺騙、網絡入侵等方式實施打擊，誘發智能系統誤判和失效。這種基於算法漏洞的“釜底抽薪”式攻擊，其隱蔽性和破壞力遠超傳統手段，對防御體系構筑與維護提出更高要求。

　　全員性挑戰。信息化智能化戰爭模糊了戰時與平時、前線與后方的界限，作戰行動不再局限於職業軍人和傳統戰場，經濟、金融、科技等非軍事領域及相關人員，都可能在不同程度上融入現代作戰體系，由此帶來了全新挑戰。具體而言，非軍事領域可能成為攻防新焦點。在信息化社會中，能源網絡、交通樞紐、信息平台等關鍵基礎設施高度互聯互依，其社會覆蓋面廣、影響力大，極易成為混合戰爭中優先打擊或擾亂的目標，防護難度“水漲船高”。國防動員體系面臨轉型壓力。傳統的“平戰轉換”模式難以適應高強度、快節奏、高消耗的信息化智能化戰爭需求。亟須構建“平戰一體、軍民融合、精准高效”的現代化動員機制，確保科技潛力、產業能力、專業人才等核心資源的快速響應和高效轉化。

　　盡管信息化智能化技術的發展深刻重塑了力量運用模式，但戰爭本質中的固有屬性並未發生根本動搖，做到戰略服從政略、堅持人是決定性因素、認清“戰爭迷霧”長久存在等，仍是我們理解未來戰爭、運籌未來戰爭和應對未來戰爭的關鍵舉措。

　　做到戰略服從政略。當前，各類新興技術與打擊模式層出不窮，極易催生“技術至上主義”——當算法算力被視為決勝圭臬，當裝備技術代差被奉為絕對優勢時，軍事行動便存在脫離政治戰略軌道的風險。這要求我們始終將軍事行動置於國家政治大局中統籌，確保技術優勢服務於戰略目標。信息化智能化條件下的戰略服從政略，其內涵已超越單純的軍事層面，要求精准對接外交博弈、國內發展穩定大局等國家核心政治目標。因此，必須清晰界定信息化智能化手段的運用邊界、強度與范圍，規避技術濫用可能引發的重大政治與戰略風險，力求實現政治目的與軍事手段的動態統一。

　　堅持人是決定性因素。誠然，智能技術可以賦予武器超強的自主感知與決策能力，然而，戰爭的終極主導權與制勝密碼，始終牢牢掌握在人的手中。馬克思主義戰爭觀揭示：無論戰爭形態如何演進，人始終是戰爭的主體和最終決定力量，而武器作為工具，其高效能的發揮歸根結底依賴於人的創造性運用。因此，面對信息化智能化戰爭浪潮，要在人類主導的基礎之上，實現人機智能的深度融合與同步發展。具體而言，智能化既要“化”物——提升裝備性能，更要“化”人——提升人的認知能力、決策水平和人機協同效能，確保無論智能裝備的“風箏”飛得多高，人類都能始終牢牢掌握著主導其發展方向的“控制鏈”。

　　認清“戰爭迷霧”長久存在。盡管信息化技術顯著提升了戰場透明度，但技術手段僅能降低“迷霧”的密度，而無法將其徹底驅散。其根本原因在於，戰爭是一個動態博弈的過程，敵對雙方持續實施的戰略佯動等催生的欺騙性超越了單純技術手段的可解構范疇，具有內在的不可預測性。因此，我們必須正視“戰爭迷霧”的永恆屬性，並通過相應手段實現“減己之霧，增敵之惑”的目標。針對前者，要強化己方偵察優勢，通過融合衛星偵察、無人機監視和地面傳感器等多源情報，實現戰場態勢的實時動態拼圖﹔針對后者，要深化敵方決策困境，通過虛假信號、電子偽裝等技術，誤導敵方情報收集，迫使其在真偽難辨中消耗資源，直接削弱其態勢感知能力。

　　運籌未來戰爭，必須認清其帶來的全新挑戰，順應其蘊含的底層邏輯，進一步探索信息化智能化戰爭的制勝規律，在加強軍事理論建設、做好戰略謀劃和創新戰術戰法上下功夫。

　　加強理論建設。科學的軍事理論就是戰斗力，保持軍事理論的先進性是打贏信息化智能化戰爭的必要舉措。一方面，要深化軍事理論融合創新。系統整合控制論、博弈論、信息論等現代科學理論，聚焦人機協同作戰、跨域聯合作戰等新作戰樣式，構建兼具前瞻性、適配性與可操作性的先進軍事理論體系。另一方面，要堅持實踐檢驗與迭代更新。必須堅持理論聯系實際，從軍事斗爭准備和演訓實踐一線中敏銳洞察問題、系統總結經驗、精准提煉規律，形成“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良性循環，確保理論始終充滿活力，有效指導未來戰爭。

　　做好戰略謀劃。面向未來的戰略謀劃，本質是以科技為引擎、以需求為牽引、以動態適應為保障的主動塑造過程。它要求我們具備開闊的技術視野和靈活的戰略思維，力求實現從“應對戰爭”向“設計戰爭”的跨越。首先，要前瞻技術變革。對可能重塑戰爭規則的顛覆性技術保持高度敏銳，並深入理解各項技術交叉融合后的深層影響。其次，要聚焦關鍵領域。將網絡、太空、深海、極地等新興“高邊疆”作為戰略謀劃的重點，聚焦其作戰規則塑造和優勢爭奪，確保在無形戰場與新興空間掌握主導權。再次，要動態調整適應。未來戰場瞬息萬變，充滿不確定性，戰略謀劃不能是“一錘定音”的靜態文本，而應是具備韌性的動態框架，要結合實際評估各類方案的適用性、成熟度及潛在風險，確保軍事發展方向始終與未來戰爭需求精准對接。

　　促進戰法創新。具體戰法是連接科技創新與作戰行動的橋梁，面對信息化智能化戰爭帶來的深刻變革，必須大力推動戰法創新，探索適應未來戰場的“智勝之道”。一方面，要深度挖掘新興科技的作戰潛能。積極探索“算法即戰力”“數據即火力”“網絡即戰場”“智能即優勢”的全新制勝路徑，將技術優勢轉化為戰場勝勢。另一方面，要創新設計未來作戰流程。可以將各作戰力量分散部署於多個智能化、網絡化的節點，構建更加扁平、敏捷、自適應的“觀察—判斷—決策—行動”循環。同時，強化多域聯動，打破各軍兵種、各作戰域之間的固有壁壘，力求實現跨域協同、體系聚能、自主適應和動態重組，促進作戰效能整體涌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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